运河贯穿南北，连接古今，以运河为载体或者伴生的运河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标签。作为一个复杂系统，运河连接与传承的不仅是地域意义上的南北，地理意义上的水系，经济意义上的市场，政治意义上的漕运军政，社会意义上的人群生活，文化意义上的艺术、风俗等内容，而且其自身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运行与表现方式。运河文化的物化特征、精神象征和存在方式的复杂结构及属性决定了运河研究需要跨学科的知识、整体的研究意识和学以致用的学术价值观。

回顾运河研究的学术史，近30年来，“随着学术价值观、研究方法及研究环境的改变，运河研究不但实现了从历史(地理)研究向其他学科的逐步扩大，而且研究深度和广度也发生了改变，包括史学界在内的学者重新审视以往从经济入手且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宏观社会形态解释模式，将研究带入新的多元视角与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注]吴欣：《“大运河”研究的学术进程及问题意识(2014～2018)》，《运河学研究(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页。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和2017年以来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意味着国势强盛、文化自信背景下传统文化价值的再挖掘、再提升。对研究者来说，这一契机也促进了学界对运河历史功能和现实价值的再认识，将运河作为研究主体，纳入到学术视野与学科建设中来，“运河学”应运而生。那么运河学的理论、方法和知识体系是怎样的？构建这一学科需要遵循怎样的规律和原则？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应首先解决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运河区域是否可以被看作一个特定的区域，二是“运河学”是否可以被看作一个学科。如果不能解决这两个基本问题，运河学的概念难以解释清楚，因为某一学科的成立必然有其研究范畴，这一范畴涉及形而下的具体空间，也包括形而上的理念与范式。

一、大运河区域范围的界定

国家最新发布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中明确界定“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现有和历史上最近使用的主河道构成。大运河文化带以大运河流经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八省市为规划范围。”[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2019年2月1日。这样的划分具有宏观和可操作的价值，但在学理上，运河流经区域甚至运河这一概念[注]关于运河概念及流经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笔者曾专文论述。参见吴欣：《大运河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光明日报》2018年2月5日。本身，都需要放置在长时段和不同区域中被细致划分，也就是说，就运河而言，“过去的过去”与“现在的过去”存在着很大差异，“运河”是一个被不断建构的概念。由于运河流经范围广且不同历史时期变化较大，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本文仅以大运河为中心，讨论大运河区域范围的界定问题。

首先，大运河区域是否可以被看作一个特定的区域？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与一般区域相比较，大运河流经的地理与行政区域广泛，构成区域的基本条件并不明确。学界一般认为，区域概念源自地理学，应借鉴该学科关于区域的划分原则和标准，以之对区域进行严格界定，其核心是“明确的边界”。若从这个意义上来讨论，大运河区域并不是一个实在的区域。作为人工河，大运河在不同时期会由于开挖、改道、淤塞甚至断流而导致区域范围的变化。大运河从隋唐时期的“一”字型流向到元明清时期的人字形流向，明显改变了地缘社会的区域范围。仅就明清时期的京杭运河而言，一方面，河道改变导致运河流经区域发生变化，如明永乐九年(1411年)运河畅通后，为避黄河之险，又于1528-1567年、1595-1605年间，自山东济宁南阳镇以南的南四湖东开河，使泗水运河改道为经夏镇、韩庄、台儿庄到邳县入黄河。对于运河“背徐、邳而向滕、峄”的影响，时人感叹到：“漕之由黄也，自直河而上至夏镇，计三百六十余里，中经邳徐吕梁等处，舳舻衔尾，旅店连云，贸易商贾在闹市，不惟土著者获利无穷，即宦于其地者，用物弘而取精多，何需不便。今一旦漕由泇行，则背徐邳而向滕峄，向者日渐纷华，背者日渐寂寞，纷华者色喜，寂寞者心悲……”[注][明]黄克缵：《古今疏治黄河全书》卷三“酌议泇黄便宜疏”，《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第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第517页。清代在运道基本定型的情况下，又于骆马湖以北至淮阴开中河、皂河，北接韩庄运河，致使运河流经的区域又发生改变。另一方面，运河流经的北方缺水区域，由泉水和其他支流供给水源；而在南方有些区域，多条自然河道与运河相连，形成水网，它们是否可以被看作运河区域？如若我们将其分为运河流经区域和辐射区域，那么二者的关系以及重要性问题如何解释？又或者说距离大运河的远近是否可以算作划分运河区域范围的标准？事实上，距离大运河的远近，也并不能表明其与运河关系的疏密，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言：“地理空间(内)，由交通路线构成多重网络，干线所经，易于联结网络的中心，分支道路所经，即离核心隔了一层的转接，遂与干道所经之处疏远。遗留在道路网络之外的空隙之地，则又疏远了一层。上述疏远的意义，不在空间距离的远近，而在资源与资讯的输送所至，决定其在网络上的位置。因此，网络上另有一种形式的边陲，离核心的空间距离不远，却因交通不便，信息不足，虽近在数十里之间，都视同荒蛮。”[注]许倬云：《我者与他者》，台北：台湾时报出版，2009年，第26页。在大运河辐射的网络中，这种事实也存在。例如，在山东运河境内，距离运河仅20里的阳谷县城在崇祯年间“生齿贫悴，城中强半皆隐地，民之结茅聚庐而居者，仅东南角一隅耳。”[注]康熙《阳谷县志》卷七艺文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93册，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40页上。相反，距离大运河较远的济南泺口镇，因为大清河与之相连而贩运者不绝，尤其大量海盐从泺口通过大清河至运河贩运，使其深受大运河的影响，至清代，泺口镇已形成一座独立的城池。因此距离难以成为界定运河区域的标准，进一步讲，地理空间意义上运河区域难以有明确的标准。